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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邑县县长张法杰

2019/5/20    作者:高安民    来源:大荔县党史办    阅读:147

    朝邑县城内的东大操场北端,有一古代的演武厅。演武厅往西二十多丈之处,竖立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三棱形碑塔,俗称三棱塔。碑塔高约二丈,两边的石碑上,均镌刻着苍劲的碑文,朝西南的碑面上刻的是:国立西北大学政法学士朝邑县县长张汉三先生德政碑。
    朝邑人民为什么会对张法杰先生如此敬佩,其中的情由是值得一书的。
黑云压城  奋起守土保民
    张法杰,字汉三,西安市霸桥区狄寨乡唐村人。生于1900年,卒于1970年。少年时期,便立志“以法济世,造福于民”。1920年,他投考了陕西省法政专业学校。1922年大学毕业后,一度在陕西的军界和政法界辗转飘泊,幸有私塾时的恩师白彦龄先生大力举荐,甘肃省宣慰使孙蔚如将军,委任张法杰为甘肃省的参议兼秘书。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长驱直入,很快践踏了华北的大好河山,进而威逼晋南。此时,孙蔚如将军已改任陕西省主席,为了增强抗日力量,选派了一批民主进步人士,分赴关中东部及沿河各县任县长。张法杰先生,就是在这大敌当前的形势下,1937年10月间,毅然来朝邑县走马上任的。
    入冬以后,形势日趋紧张,黄河东岸的永济县城和晋南门户风陵渡相继失陷,一河之隔的朝邑便成了抗日前沿。日寇的飞机经常窜到朝邑县城上空进行轰炸和干扰,人畜伤亡之事时有发生。闻名遐迩的朝邑南寨子的丰图义仓,也受到了损坏,青灰色的方砖铺成的仓顶和四周的女儿墙垛上,布满了日本飞机扫射后遗留下的斑斑弹痕。然而,就在如此紧迫的时刻,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守军却被调走,前来接防的军队,还远在百里之外,河防异常空虚。
    1938年农历的正月初七,朝邑县城突然遭受日寇大炮的猛烈轰击。一时间县城内硝烟弥漫 ,炮声隆隆。老爷庙大门外的石狮子被炸毁;弹片穿墙而过,炸死了农民王新兰家的一头毛驴,大寨子中巷李五定的母亲,腹部被炸伤不治而亡;郎中黄先生一家数口横遭劫难,残肢飞起一两丈高,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至于房屋倾塌财物毁坏者,更是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日本兵已打过了黄河”等谣言蜂起,满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富商豪绅纷纷出城西逃,一些平民百姓,也急忙投奔乡下避祸。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张法杰县长虽为一介书生,但在这严峻的时刻却不负重望,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身为一县的军政之长,守土保民责无旁贷。他一方面命令县保安队副大队长王伯谟(张法杰兼大队长),火速率领全体保安队员,扼守河防要冲;一方面向西安省府和驻扎在渭南的孔从洲旅急电求援。当天晚上,又召集全县十三个联的联保主任及有关人士,商讨应急措施。最后决定:一、迅速从全县各联保中,抽调精壮的保丁和武器,组成朝邑县河防大队,任命穆云汉为大队长,协同县保安队守卫黄河;二、组建朝邑县城区防空队,任命樊吉甫为队长,负责城区及附近的防空工作;三、安排财委会的王仲才寻找车辆,把县政府的档案及重要文件,转移到两宜与乌牛之间比较安全的地方。
    孔从洲旅长接到朝邑的告急电后,率领先头部队星夜兼程,第二天便赶到朝邑。张法杰县长见部队到了,如释重负,他一面吩咐给部队备饭,一面给孔旅长把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部队的官兵连饭也顾不上吃,就立即开往河防前沿。张法杰先生又动员县城内各保,迅速筹备饭菜,送到河防阵地,警二旅的后续部队,在数天内也相继进入了防区。
    张法杰先生在风云骤起的紧迫情况下,坚持御敌守土,毫不动摇。朝邑的各界志士也义无返顾争相效仿,加之孔从洲旅长率警二旅官兵及时赶来,使紧张的气氛得到了缓和,朝邑城内的混乱局面才渐渐地安定下来。
    此后,张法杰先生一直把抗日保民做为头等大事。他多次动员朝邑的人民群众,协助河防前沿的守军,开挖交通壕沟,构筑防守掩体。最繁忙时,日出民工千余人,大车数百辆。为了表示抗敌的决心,张法杰先生脱掉便服,改着戎装(他只是穿普通的士兵服)。经常巡视在各交通要道与河防前沿。每逢节日庆典,他都要组织和率领朝邑的各界代表,慰问朝邑河防前线的守军。1939年秋,警二旅的官兵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张法杰先生专门为此组织了欢送大会。在会议上,他满腔热情地鼓励将士要奋勇“渡河杀敌”,“抗击侵略者”,“为中华民族杀出一条血路来”。
不遗余力  拳拳一心为民
    张法杰先生被人们誉为“平民县长”,不仅是由于他平日衣着普通,和百姓无异,更重要的是能够处处为百姓着想,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十分爱护。在防空这件事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要搞好防空,警报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张法杰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为了便于及时地发现情况,他把防空队的观察所设在东岳庙旁边的崖头上,并建筑有钢骨水泥掩蔽部。观察所内,有专用电话线路,直通河防前沿和县政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一旦发现情况,立即用钟声和三眼铳发出防空信号,通知人们火速转移。当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几句顺口溜,比较形象地描述了防空警报的情况:“头遍警报,家产不要(立即转移);二遍警报,把魂吓掉(敌飞机已到);三遍警报,哈哈大笑(指警报解除)。”
    张法杰先生对群众的防空工作,也安排得十分仔细。首先,他督促百姓要提前挖好防空洞,并教导群众“要学会利用附近的地形地物”。他还告诫人们,如果在白天遇见飞机已到跟前,应立即就地卧倒,不要再往大伙躲藏的地方跑,以免让敌机发现目标,造成更大的伤亡。其次,他谆谆提醒大家,“应带的东西,平日就要准备好,放在方便的地方。”他还多次强调在防空时,“各字号家的先生(商号的会计)一定要把账本带上。这样,即使将来财物受了损失,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各家的屋里人(指妇女),要记着拿上针线活,不然,大人娃娃将来穿什么?学生要背上书包,免得耽误了自己学业。”再次,他指示城区防空队要订好制度,做好群众撤离以后的防盗防奸工作。因为只要警报一响,人人着慌带忙,不少百姓的家中,都是大门未锁,小门未闭,在日机骚扰时,还发现有汉奸打信号弹。县防空队根据张法杰先生的指示规定了城区及附近各条巷道中,都必须挖好2-3个单人防弹坑,在群众撤离以后,安排专人在巷中放哨,防止坏人乘机捣乱。
    随着春日渐深,天气转暖,地里的农活一天紧似一天。但是,更有些人只顾跑“防空”,耽误了地里的活,更有一少部分人惑于谣言,整日东躲西藏,无心思种好庄稼。张法杰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后,心中焦虑不安。他和有关人士商量以后,决定召开一次大会,给人们讲清形势,说明道理,使大家打消疑虑,安心生产。为了预防日寇的飞机前来捣乱,开会的地址选择在离县城五、六里路的圣佛寺。
    圣佛寺在连家庄村南,当时是和平联的办公处。那天,到会的人很多,有县上各有关人士,有警二旅的部分官兵及县保安队员,有县城区和附近各村骡夫队及各户的代表,还有跑来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张法杰先生在大会上,先讲述当前的时局,接着说道:“日本的飞机和大炮,虽然不时地对我们狂轰滥炸,但他们想打过黄河来,也不是容易的事。当然,我们要打败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一、两天之间就能办到。所以,大家要有长期的打算,决不能天天乱跑,更不能连庄稼都不要了。大家想一想,如果那样长期下去,将来你们家中老小吃什么?往后的日子还过不过?因此,大家都要安下心来,把庄稼种好,千万不要再到处乱跑了!大家放心,县政府有电话直通河防前沿,日本兵一旦有什么动静,我肯定要比你们知道得早,我一接到电话,就会立即通知大家的。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也要有统一的行动,不能乱跑。如果真的有了情况,大家也不要慌乱,骡夫队的队员们赶紧套车,让老人、妇女和孩子先坐到车上,由青壮年拿上武器保护,到我给你们指定的地方去。假若大家乱跑一气,谁来招呼你们,婆娘娃娃一大滩,到哪里去吃饭睡觉……。”随后,大会又宣布 了各村应该撤退的方向和地点,并招呼 要提前派人进行联系。最后,大会还组织各村的骡夫进行了编队演习,这次大会以后,动荡的人心基本上安定下来了。
抗日同心  支持学生宣传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民主气氛日益高涨。1937年冬,日本侵略者进逼到黄河东岸,陕西各界爱国人士群情激愤,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伟大号召,迅速掀起了抗日热潮,朝邑县旅省各校的青年学生数十人,很快地组成了回乡抗日宣传队,以王喜德和佀瑞庭(均为中共党员)分别担任正副队长,于1937年寒假期间和1938年2月两度回朝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对待这件事情上,张法杰先生和国民党县党部,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朝邑县的国民党县党部,迫于全国的抗日局势,不敢表示公开反对。但是,他们却秉承其主子的旨意,暗中使用各中卑劣手法,不断地给学生们的抗日宣传工作制造麻烦和障碍。宣传队刚回到朝邑,县党部的书记长边翼番就迫不急待地跳了出来,在欢迎学生的讲话中便提出:“宣传队到乡下去宣传时,一定要注意口径,不要被坏人利用了”,“在书写街头标语时,一定要十分慎重”等等,蓄意加以限制和阻挠。在学生们下乡宣传期间,县党部的爪牙们又故意进行刁难,吹毛求疵地指责学生,硬说“拥护蒋委员长为抗战领袖”一句口号有问题,横蛮无理地责问学生:“难道蒋委员不抗战就不是领袖吗?就不拥护吗?”还胡说什么“这和共产党的口径是一致的。”真是从鸡蛋里头挑骨头。
    张法杰先生出于民族大义,对学生们回朝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热烈欢迎。宣传队刚一到朝邑县城,便亲自为学生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第一次是在东街职业学校,第二次是在南寨子的公祠。他会同孔从洲旅长,召集了朝邑的一些进步人士和有关人员,在东街职校的礼堂里,专门为宣传队的到来举行欢迎会议。在会议中,张法杰先生毫不顾忌县党部方面的种种暗示,对学生们回乡进行抗日宣传,给予很高的评价,热情的鼓励学生们积极为家乡的抗日工作出力。会后,他又专门指示有关部门,从比较紧张的财政中,拿出一些钱来,给宣传队作为活动经费。在宣传队临下乡时,张法杰先生又亲自在电话里,对全县的十三个联保逐个进行了具体的安排,要求他们一定要积极支持宣传队,解决好宣传地点和学生们的食宿问题。
    由于日寇的飞机不时地前来轰炸和干扰,张法杰先生对学生们的安全很是关心。他经常到宣传队的住处看望大家,亲切地招呼学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宣传队回县城休息时,他和孔从洲旅长还特地邀请了全体宣传队员,吃了一顿羊肉泡馍,以示对学生们的慰劳。在宣传队两度回朝邑期间,张法杰先生曾数次和王喜德、侣瑞庭及宣传队的其他队员一起,座谈抗日局势,商量宣传事宜。当学生们报告说下面有些地方官员贪赃枉法时,张法杰先生对大家的意见很重视。当学生们谈到县党部一再与宣传队为难之事,张法杰先生对同学们说:“大家不要担心,如果再碰上县党部为难你们,表面上对付一下。其它的问题,有我支持你们,为你们安排。”张法杰先生对这些青年的前途也非常关心,他和孔从洲旅长商定,如果日本兵过不了黄河或是后撤,形势安稳下来,还是让学生仍回学校,继续读书为好;如果日本兵打过黄河,朝邑沦陷,学生们便可作为警二旅的宣传队,随军一起行动。为了使大家安心搞好宣传,他要王喜德和侣瑞庭把这个决定告诉给宣传队员,解除了学生们的后顾之忧。
严明治县   惩霸除恶扫劣
    朝邑县地处关中平原东部,南望华岳,北靠镰山,黄、洛、渭河流向东南,县境内物产丰富,民风淳朴。但是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加上后来的多任县太爷中不乏平庸之辈与贪婪之徒 ,他们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或者讨好上司,或者中饱私囊,最后便一拍屁股溜走,哪管什么政纪民风,把一个好端端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
    张法杰先生到朝邑上任伊始,政府纪律涣散,人员暮气沉沉。面对日益紧张的抗战形势,他心中非常着急,但他考虑到这些陈年陋习,积重难返,若操之过急,反会弄巧成拙失时误事,便先从一些易见成效的事情做起,然后步步深入。
    首先他给大家讲明形势,要求每个机关人员,务必坚守岗位按时作息,不得随意擅离职守。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坚持每日一早一晚挨门进行查看,一段时间后,睡懒觉的没有了。张法杰先生又对经常不能按时归宿者,深究原因。那时,县保安大队就住在县府对门的院子,在检查中发现第二中队长段清江常常彻夜不归,问其原因时,老是支支吾吾,经过仔细摸底,才知段清江在外宿娼,接着又了解到段清江平日吃喝嫖赌,并查出段清江不但吃空名额,贪污军饷,还在暗中绑架无辜百姓,送到外地卖壮丁中饱私囊,更可恨的是段清江听到风声以后,怕此事暴露受惩罚,竞残忍地将两名还未来得及卖出的壮丁,派人押到渭河南岸一个叫鳌盖的地方活活枪杀。张法杰先生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命令将其下狱。谁知事情并不简单,段清江刚被关押,说客便盈门而至,有的当面说情,有的书信斡旋,张法杰不为所动,他对这种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仍然醉生梦死的民族败类怒不可遏,决心将其严惩以儆效尤。他对当面说情者一一晓以大义,为排除书信干扰,他吩咐门卫传达,在数日内将给他私人的信件,一律暂时扣压在门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张法杰先生又做了周密的安排,巧妙地利用一次防空的机会,将段清江从监狱押出,拉到县城北门内的一石碾子旁枪毙。
    张法杰先生当县长,不是做官当老爷。他经常到各联保中巡查,发现贪官污吏,立即严肃处理决不宽容。县城稍偏西南有个韦东联,联保主任叫薛勉之,平日贪赃枉法办事无能,张法杰先生毫不留情地将其撤职。后来,还连续对好几个不称职的联保人员,做了严肃处置,使朝邑的政风为之一振。
    对那些危害乡里鱼肉百姓的肆虐之徒,张法杰先生更是疾恶如仇。当时,朝邑有个名叫常根元的土匪,多次打家劫舍拉人绑票,搅得人心不宁。但由于其隐匿很深,长期未被侦破,贼胆越来越大。有一次,竟勾结同伙抢了大荔给朝邑的送款车;不久,又在朝邑到平民公路的小木桥附近,劫持了大荔专署去平民办事人员的自行车和手枪,闹得满城风雨。后来他在修理手枪时,由于手枪的号码露了馅,事情报上来后,张法杰先生非常重视,他考虑到常根元是个心黑手辣的惯匪,平时总是枪不离身,如果鲁莽从事,有可能造成“打蛇不死反遭殃”的后果,所以只能智取。他吩咐手下人员暗中摸清情况,打听到常根元有一名叫杨花的姘妇,住在城内寺坡巷,常根元经常去那儿鬼混,便心生一计叫人用重金笼络了杨花,让她伺机藏掉常匪的手枪,并发出约定的暗号,早已埋伏好的办案人员一哄而上,将常匪抓住。张法杰先生在审问以后,命令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土匪游街示众,押到南关外处以极刑,为朝邑除了一大害。
    县城南窑前村有个叫马玉龙的汉子,原来是县保安队员,养成一身的坏毛病,后来回到家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不知从哪儿弄到一支枪,又仗着他在县保安队里有熟人,不但在村中欺男霸女,还在途中拦劫客商,街坊邻居惧其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张法杰先生知道此事以后,派人查清事实就地予以处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就是碰上一些有伤风化的小事,张法杰先生也是一追到底,从不轻易放过。一天早上九点多钟,他来到县城西关一带查看,偶然发现巷中有个人在大门外山墙下小便,感到极为不雅。便上前问道:“你怎么在这里尿?”那人睡眼惺忪也未看清来人是谁,就顺口说道:“你是个干啥的嘛,多管闲事。”张法杰先生听后生气说:“你这个瞎东西,怎么这样不讲公德,还来顶嘴!”那人还待发作,但一听语气不对,回头一看是张县长,吓得连自己的大门也未敢进,顺着墙根一溜烟地跑了。张法杰先找到保长,要他查清此事。保长开始不以为然,推说可能是个乡下人路过。张法杰先生却十分认真地说:“怎么能说是乡下的人呢?我刚才明明看到是才睡起来的样子。乡下人走了那么多的路到这里,还能是刚刚睡起来的样子?”保长见县长如此认真,哪里还敢再推托,马上到巷中去查问,果然是本巷的党某某。于是,连连向张法杰先生保证说:“现在人吓得不知道跑哪去了,等一会儿回来后,一定要好好的教育。”张法杰先生这才作罢。
    张法杰先生是一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对历史上帝国主义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事深恶痛绝。他到朝邑以后,对于查禁烟毒之事非常认真。他曾多次风尘仆仆地赶到双泉等下面各联保,参加那里召开的查禁烟毒的会议。1939年的“六三”禁烟拒毒日,他又组织全县各界人士,在县东大操场举行禁烟毒大会。他在讲话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林则徐的禁烟壮举,痛心疾首地控诉了英美等侵略者,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把收缴来的烟土和烟具,当场焚烧,将查出的烟民,一律集中到县卫生院,进行强制性的戒烟。
清廉为官  抗丁解民倒悬
    张法杰先生对老百姓十分体贴。为了减轻百姓们的负担,他到朝邑上任以后,改变了过去那种乱征乱收的现象,对上面布置下来的一些不合理的摊派,他总是极力争取减免,实在减免不下去的,也要想尽办法予以拖延。他这种珍惜老百姓血汗的做法,多次受到上司的责难,以至于后来在富平县当县长时,因不愿让百姓们为蒋家王朝卖命当炮灰,拖延了胡宗南征调民夫和担架的命令,差一点丢掉性命。
    张法杰先生虽贵为一县之长,但是严以律己,为官清廉。他除了自己生活俭朴外,从不肯在吃喝上多花公家一分钱,即使上面来了客人,也不大吃大喝,有几次还是领到家中,让老婆端出家常便饭予以招待。他还风趣地对客人们说:“本来想炒几个好菜,可是想到你们平时鱼、肉早吃腻了,朝邑地处穷乡僻壤也没有什么好的特产。今日只好请大家吃顿清茶淡饭,全当是让大家换换口味,实在是不成敬意,诸位务必包涵。”来客见他屋中陈设简朴,态度也很诚恳,而且吃得有滋有味,也不好再挑剔什么。
    这些事情在当时已传为佳话。过了数年之后,朝邑县的财委会审议在任县长的吃喝开销时,县参议长李侃如还用张法杰县长的事例,批评那位县长说:“昔日张公法杰先生在任时,曾用二斤苜蓿招待上边的来客。好一点的,也不过是买些油炸豆腐之类,用钱只有一、二元而已。你一年之内,竟花销吃喝招待费一千二百五十多块,简直是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讲排场!”可见其清廉之风影响之深。
    张法杰先生对县境内驻军胡作非为骚扰百姓的事也敢于碰硬。那时朝邑县境内,驻军的番号有好几个,他们不仅经常以各种借口向地方上要钱要粮,还私下乱拉壮丁,吓得百姓们不敢单独行走,群众对此怨声载道。张法杰先生听到这些事后,曾几次与驻军交涉,但军方回答部下没有此事。“百姓反应强烈,军队矢口否认,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张法杰先生下定决心,要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于是,他乔装改扮成一个普通商贩模样,效法古人去微服私访。这天,张法杰先生肩背包袱,身穿灰布衣裤,出了县城北关门,踏上去仁和联的路。这条路是在边崖以下,行人稀少。他一边走一边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大约走了十里路的样子,果然看见前面有几个兵绑着一个人,张法杰先急忙快走几步,到跟前刚想询问,谁知那几个当兵的不由分说,连他一同带去了,真是“秀才见了兵,有理难说清。”到了南湾村后被关进一间房子里,同屋里还关着好几个人。张法杰先生正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不想同屋关押的人中,有两个人认出了他,这二人小声咕哝了一阵,突然跪在他的面前,连连叩首并说道:“张县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快救救我们吧!”门外站岗的一听把县长拉来了,急忙跑去报告营长,营长听说后也慌了手脚,赶紧把张法杰先生请到营部,满脸堆笑地说:“都怪下边的人眼生,不知道张县长到来,多有得罪。”张法杰先生心中不悦,淡淡地说道:“我是被你的部下硬拉来的,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营长一时语塞,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张法杰先生又问道:“那间房子里都 关的什么人?”营长见问及此事,心中发虚,知道来者不善,一面叫部下设宴为张县长接风,一面用早已谋划好的话回答说:“听说是几个被抓回来的逃兵,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哩。”企图以此掩饰来蒙混过关。张法杰先生坚持要当面问一下,结果全露了馅。他愤然离座站起,义正词严地对那位营长说道:“你们不用提酒摆菜,我是坚决不吃的!应给你们的钱粮,我已如数拔给了你们,为啥还要拉壮丁呢?现请你下令把这些人全都放回去,希望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营长哪里还敢再说什么,只好当面放人。
    张法杰先生不顾个人安危解民倒悬之举,很快传遍了全县,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驻扎在朝邑的各个驻军,再也不敢乱拉壮丁。一时萦绕在百姓心头的恐惧,终于得到了解决。
爱护贤才  热心教育事业
    张法杰先生于多年的从政经历中体会到,贤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爱护地方贤才,是搞好当地事情的重要保证。在朝邑任职期间,他很注意这方面的事,当年他对张守身任联保主任一事的处理上,便可略见一斑。
    1938年春节过后,西安某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张守身积极参加了朝邑旅省学生回乡宣传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朝邑期间,适逢他家乡所在地的联保主任被撤职,县同义文会的霍润之先生,力劝张守身回乡接任此职,以造福桑梓,并联名将张守身推荐给张法杰先生。张法杰先生知道张守身在宣传队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平日思想进步,工作踏实,心中留有很好的印象。所以,便对张守身欣然委任。
    张守身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回家乡接任了韦东联的联保主任。他上任以后,办事公道又有能力,韦东联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张法杰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认为张守身是个贤才,很是赏识和信任。
    在河防形势最紧张时,中共朝邑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将来抗日的需要,委托张守身设法搞些短枪。张守身借合法身份,以加强武装防范土匪为名,从渭河南的华阴兵工厂聘请匠人铸造枪支。
    被赶下台的薛勉之并未死心,他与张东川、张林光、霍明乾等当地的一伙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时刻梦想夺回失去的领地。见张守身请人在霍家祠堂造枪,认为有机可乘。经过密谋策划后,便借口制造事端,诬告张守身“是共产党员,私造枪支,图谋不轨。”其实张守身并未暴露党员身份。
    张法杰先生见到这伙人的告状信后,认为是故意刁难,不予理睬。薛勉之等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托人把情况告到省上。此时的陕西省主席已换成蒋鼎文,他一听有共产党,也不问青红皂白,下令逮捕张守身,查明此事。就是到了这种时候,张法杰先生也未深究张守身的身份,只是把张守身叫到县政府,让他看了省上的命令,使他明白不能再呆下去,最后,让张守身一走了之。
    张法杰先生不但爱护贤才,还注意培养人才。他在朝邑时,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当日寇的飞机轰炸朝邑期间,他首先考虑到学校的安全,迅速派人查看地形;把南寨子高小迁到双泉的相底村;把东街职校迁到两宜的南健村;把女校迁到洛河南岸的南阳洪村。对于一些因故不能随校同迁的学生,张法杰先生和有关人士商议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小学,派李若虚为校长,请季应武、张玉叶等为教师。为了学生的安全,又让老师带着他们,白天到离县城不远的凹地簸箕掌内的灵应观中上课。
    张法杰先生还为朝邑办了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善事,即创办了朝邑初级中学。
    那时的朝邑县,像样的学校不过是南寨子高小和东街职校。要想继续攻读,就必须到外县或是省城西安上初中,许多极有天赋和前途的青年学生,或畏于路途遥远,或受制于经济条件,只得望“学”兴叹。因此,在朝邑创办一所初级中学,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但是,由于数任地方长官多是些鼠目寸光之徒,唯恐卸任时钱口袋不鼓,无暇去管这些捞不到油水的事。数年来,虽有一些有识之士多方奔走,终未能够如愿以偿。
    张法杰先生到任以后,对创办朝邑中学非常热情。1939年,河防形势和缓后,他便开始着手办理此事。办学的困难首推经费问题。由于战争的创伤,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朝邑,要筹足一笔办学的款子谈何容易。张法杰先生和有关人士多次商议,集中了孔庙、城隍庙,同议文会和丰图义仓的资产收入,才勉强凑齐了所需要的资金。为了把每一块钱都用在关键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办学基金委员会,特请理财能手王仲才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为了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张法杰先生对师资问题要求严格,聘请了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李伯弓先生为校长,及学有所成、多才多艺的李绪田先生为教育主任,其他教师如田碧如、杨景峰、马相三和雷承祖等人,也都是学历较高或在某一方面很有造诣的精兵强将。
    1939年秋,在过去的贡院旧址内,朝邑县初级中学,招收了首届学生,共两个班。开学典礼上,各界人士送来了许多贺匾、贺联和贺幛,其中一幅上写道:“朝坂映朝辉,邑候勤邑政。”热情地赞扬了张法杰先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德。
    朝邑县初级中学的创建,免去了当地学生在初中阶段的长途跋涉之苦,减轻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促进了朝邑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朝邑和平民两县的有为青年,通过朝邑初级中学的培养和造就,源源不断地奔赴社会,报效祖国。
受陷离朝  功德永留河西
    张法杰先生于日寇铁蹄威逼黄河东岸的形势下,胸怀为国保民的赤子之心毅然决然地来到了陕西抗日最前线。但是他的一系列抗日之举,与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相径庭,因而受到了当局的指责和非难。1938年夏,他就被作为教育对象,抽往陕西省行政人员训练班“受训”。其间,教育长任觉五曾转弯抹角地批评他“有思想问题”。这使他大伤情感,为此他心情忧虑精神不振。训练班还未结束,他就称病回到朝邑。
    1940年4月间,张法杰先生被调离朝邑。
    张法杰先生离任以后,朝邑的百姓和各界仁人志士,心中念念不忘他在朝邑的功德。由严伯俊和王仲才等人倡议,马相轩设计图样和监制,朝邑的翰墨高手李善楚书写碑文,请来了有名的石匠和建筑工在朝邑县城内的东大场上,树立起为纪念张法杰先生功德的德政碑。
    张法杰先生逝世后,由于世事的沧桑变化,当年为他树立的德政碑,已不复存在,但在人们心中,却树立起一个更加高大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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